不良贷款激增 多家农商行遭评级下降

这一次，在评级的舞台上，农商行大规模被按下红灯，黯然离场。7月末，两家农商行被评级机构下调信用评级。

至此，今年以来至少有9家农商行被下调信用评级，为历年同期最高。不良贷款激增是评级下调的主要原因之一。不过分析认为，这仅仅是当前政策引导下风险的集中暴露，并不是全行业的普遍情况，没有因此悲观。

年内9家农商行被下调评级

7月31日，山东寿光农商行和吉林蛟河农商行相继被上海新世纪评级下调主体信用评级。其中蛟河农商行的主体信用评级从A降为A-，评级展望为负面。其发行的二级资本债券信用等级也由A+调整为BBB+。这是该行半年来主体信用等级第二次被下调。

事实上，进入2018年，评级被下调的银行机构数量大幅增加，农商行居多。据不完全统计，今年以来，已经有9家农商行被下调信用评级。

除了上面两家，还包括山东五莲农商行评级展望由稳定调整为负面；丹东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期信用等级由AA-调整为A+；山东广饶农商行主体信用等级由AA下调至A+，评级展望为负面； 贵阳农商行评级由AA-下调到A+，评级展望为稳定；邹平农商银行主体信用评级被东方金诚下调至A+，评级展望为负面。山东威海农村商业银行主体信用等级由AA-下调至A+。景德镇农商行主体信用评级维持AA-不变，展望调整为负面。

记者发现，评级机构给出的理由大同小异：资产质量下滑、资本充足率降低、不良率上升、利润率下降等等。

中诚信国际在报告中表示，评级反映了该行面临的诸多挑战：“包括业务运营较易受到当地经济金融环境变动的影响、不良大幅攀升、盈利及资本指标大幅下滑、资金业务快速增长对流动性及信用风险管控带来较大压力、产品及业务品种较为单一以及风险管理水平有待提高等。”

农商行暴露的历史包袱

“不少农商行信用被降级，主因是核心指标突破监管红线。”小小金融CEO刘小峰表示，比如，逾期贷款、不良贷款高企引发农商行的资产质量恶化，进而导致盈利能力下降、资本充足率下降、流动性管控压力加大。

此次农商行风险的集中暴露，贵州农商行是标志性事件。而不良率也往往是评级机构给予农商行调低评级的原因。

“农商行贷款多投向小微和涉农，同时区域高度集中、风险较难分散，因而资产质量整体偏弱，不良率波动更大、不良见顶时间更久。”招商证券邹恒超表示，不良的历史包袱和公司治理的先天不足更甚于经营的短期恶化。

天风证券廖志明亦认为，我国农商行由农信社改制而来，普遍公司治理水平较低，不良认定标准较松，因而受不良监管趋严影响较大。

数据显示，2017年一季度末、二季度末、三季度末、四季度末及2018年一季度末，农商行不良率分别为2.55%、2.81%、2.95%、3.16%、3.26%，而同期大型商业银行分别为1.64%、1.60%、1.54%、1.53%、1.50%。

政策引导下的集中暴露

邹恒超认为，后续农商行不良预计会持续暴露。特别是经济较为落后、省联社强管理的地区，例如山东、安徽、贵州、河北、河南、山西等地，主要集中在环渤海、中西部地区。

此次农商行风险暴露的其中一个原因是监管强化要求贷款分类的真实反映，但分析均认为这并非普遍现象。6月，监管层要求所有银行将逾期90天以上贷款计入不良贷款中。该政策使得不良贷款认定标准趋严，原来划分在逾期、关注类贷款中的潜在不良将逐渐浮出水面。

以贵阳农商行为例，中诚信国际报告中指出，年末不良贷款的激增是因为该行在2017年末将大部分逾期90天以上贷款纳入不良贷款计算。中诚信评级报告也认为，监管部门要求景德镇农商行将表外的不良资产全部转回表内，导致该行不良资产和不良率大幅攀升。

因此，中信证券表示，农商银行不良率的上升并非全行业情况，仅部分地区面临风险压力。

廖志明也表示，也没有必要因个例就对上市银行资产质量悲观，资产质量企稳之趋势较为明确。（黎华联）